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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阶层兴起发出什么转型信号?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龚丹韵 | 责任编辑:山峰 2014-07-03 08:09:54 -- 字号:TT

    围绕他们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会阶层不仅是转型的必然产物和信号,同时也挑战着我们“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生动地提示我们,还有多少发展后遗症亟待解决。与此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若不能一并迈入现代化进程,长此以往,产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断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与精英互相敌视等问题,会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

    最近,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出现,他们主要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组成,正成长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不经意间改变着我们社会的结构。

    其实在此之前,有关新社会阶层的新闻已经络绎不绝,不断引起争议,从“过劳死”、“白领民工化”到“中间阶层报告”、“二次现代化”、“社会流动渠道”等等,不一而足。

    从世界已有的经验中我们知道,中间阶层壮大的社会结构,对和谐稳定是何其重要。新社会阶层兴起,本应值得高兴。为什么在我们这儿,引起的却是一波波争论呢?《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58.5%的人认为新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非常大”或者“比较大”,但同时也有近半数的人觉得这个群体缺少归属感,对他们“心存顾虑”。腐败案件的背后,闪烁着他们的身影;企业家“原罪论”,指的就是他们;甚至收入差距拉大的矛头,还是对准了这个群体。从各方舆论中可以发现,中国大众对这股中坚力量并不买账。有学者表示,他们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未来影响“难以预测”。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发出了一种怎样的信号?是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伴而来的矛盾激化的前兆,还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迈向现代的表征?

    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总人数约1.5亿,掌握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使用着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如果按照十六大的报告,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的话,不难看出,新社会阶层正是这些源泉的主要活跃因子,在多元竞争中推动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也正因为此,一旦他们的行为稍微滑出合理边界,其影响,就不只是几个“民工化”“过劳死”现象那么简单。

    发达国家走过的阶层分化,更多受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影响,其发展过程是逐步的。而我国阶层结构的变化,却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政治体制变革、产业结构调整、新科技刺激以及全球化诸要素综合作用下,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超出一般。因而各阶层之间界限比较模糊,社会角色频繁更换。这使得我们的新社会阶层,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缺乏认同感。私营企业主,希望经济权利得到更多法律和政策保护,继而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体制外白领,为维持宽裕的收入,更多关注社会稳定和福利保障;一些自由职业者,更期望实现公平的上升性移动。再加上经理和雇员之间有劳资关系上的矛盾,白领和自由职业者之间有价值观上的冲突。换言之,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群体,彼此之间的利益指向,有很大差异,远没有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凝聚这个群体的价值观尚众口难调,遑论使他们成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器。

    其次,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直接受益人。正因为有了非公经济的空间,才有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的诞生。正因为有了市场经济体制,才有服务业、中介组织大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需求。正因为有了产业结构的转轨,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传统“三分”结构才被打破。他们的兴起,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果。因而,及时捕捉制度变化,实现财富和理想的增值,无疑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这就意味着,他们是对新体制嗅觉灵敏的一群人,同时,也必然是对体制转型的漏洞反应极敏捷的一群人。原本,出于利益博弈的自利动机,这个群体可能比其他阶层更渴求一个公平、安全的经济环境,盼望着民主法治的保障和稳定的政治生态,由此对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一股内在压力和动力。然而一旦发现既定规则疲软无力,打破规则反而获益良多时,他们便会千方百计,去迎合现有的环境,钻潜规则的空子。民主法治、公平博弈的需求,稍不留神,就转变为不正当竞争、官商勾结的企图。比如低价竞争与血汗工厂、食品安全与贪污腐败等,造成的损失,波及整个社会安全和民心所向。

    不止于此,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转型的道路上,都会期待一个“市民社会”的形成,因为民间团体,不仅能成为监督权力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庙堂”与“江湖”之间的润滑剂。成熟的市民社会,可以让一些社会问题,在基层就得以消解,从而增进社会的和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工之精细、管理之繁复、问题之盘根错节,同样也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与人民政府一起“摸着石头过河”,发挥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纠正的功能。而当代,这样的市民社会,大多来源于市场的发育和非政府组织,即这个新社会阶层。一旦这个阶层弥漫着拜物教、铜臭味,被腐蚀殆尽,那么促进社会发育的基础从哪里找?培育公民精神的市民社会在哪里诞生?乃至,一个有礼有节的文化消费市场,而不是娱乐狂欢,从谁的手里形成?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围绕他们的是是非非表明,新社会阶层不仅是转型的必然产物和信号,同时也挑战着我们“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模式,生动地提示我们,还有多少发展后遗症亟待解决。与此相匹配的政治体制改革、社会建设,若不能一并迈入现代化进程,长此以往,产生的落差之巨大,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断裂和失衡,不公平待遇、收入差距拉大、草根与精英互相敌视等问题,会一一摆在我们的面前。

    对此,中央明确了首先“充分尊重”,进而“积极引导”的20字工作方针。这是一份任重道远的责任。毕竟新社会阶层身上映照的,不只是一些发展中的新现象,更是转型期社会诸多复杂问题的缩影。现代社会要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要求的产业转轨、市场经济繁荣,要求的民主法治理念和社会发育机制,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契机和症结所在。

    如果期盼中国的新社会阶层,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触动社会朝更符合现代人价值诉求的方向发展,那么解决的关键,就不仅在于他们的道德觉悟,更在于规则本身,能够给予他们怎样的“刺激”。因为他们是紧跟时代变化的群体。唯有使他们清楚意识到,在与体制变革的互动中,只有诉诸公平理性,而非浑水摸鱼,才能为自己赢得真正利益,效果才会事半功倍。换言之,这最终考验的,是面对社会转型、阶层分化之后,政府有没有重新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让社会的每一个部件,都能重新匹配、协调发展,简单地说,即政府的执政能力。

    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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