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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谈判台前幕后 袁世凯真是卖国贼?

来源:青报网 作者:杨来青 2014-11-10 07:43:47 字号:A- A+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

    1914年11月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召回国。12月3日,外相加藤高明训令他再度来华,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以新归任为词,要求晋见大总统袁世凯。

    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二十一条”1份,并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并说“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最后,他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外国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面交具有强制性的外交文书有违外交惯例。袁世凯看完“二十一条”要求后,“殊为失望”,但并未断然拒绝。当日,外交部致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密电说:“查我政府正极力讲亲善之方,不意提出此等严重条件,实使政府为难。”

    “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日本提出的条约草案共有五号,二十一款,被国人称为“二十一条”。

    第一号共四款,要求接收山东省内德国权利、并扩展筑路权、定居权和通商权,意在独霸山东;

    第二号共七款,要求将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南满铁路、安奉和吉长铁路的权益再展期99年,以及日本人在内蒙古东部和南满的开矿、定居、通商、农耕权利,意在逼迫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

    第三号共两款,要求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不允许他国染指该公司煤铁事业,意在扼住中国重工业命脉。

    第四号为一专条,要求中国不将沿海口岸和岛屿割让他国,意在以保全中国领土为名,阻止列强扩大势力范围。

    第五号共七款,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担任政治、军事和财政顾问,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在日方认为必要之地由合办警察署或聘用“多数”日本人充任警察,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采购或由日华合办军械厂供应,华中、华南多省铁路建造权许与日本,承认日本在华“布教权”。

    日本政府的第五号要求极其恶毒,是将中国“朝鲜化”的要害内容。日本政府明知这些无理要求过于苛刻,遂将其列为劝告性的“希望”条款,即并非必争条款。但是,日置益在与中国谈判过程中,“始终逼迫中国承认”,力求攫取更大利益。直到2月9日,在曹汝霖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国,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

    作为大总统,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解读当更能触及问题的要害。原存于天津市档案馆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硃批稿,详细地记录了袁世凯的看法和应对之策。

    对《二十一条》中“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袁世凯批道:只可依据条约,之外应不在内,青岛声明交还中国应不在内。并将“或其他关系”五字删除。后袁世凯对这一条内容再次批道:关系太含糊,应“加一条:一、日后政府协商让与等项倘或未能确定,此项预约作为无效。”

    对“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袁世凯批道:“保全中国领土”的提法,独立之国不能承认。

    对“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袁世凯对“政治、财政、军事”六字加以圈点,认为这是“握政权”。

    对“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袁世凯将“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

    对日本提出的“合办警察”、“整顿福建海口”等事,袁世凯也加了重笔,不予认可。

    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用袁世凯的话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简直似以朝鲜视我”。由此可见,袁世凯对《二十一条》在总体上持反对态度,并企望通过谈判,抵抗乃至减缓日本的压力。

    袁世凯逐条批阅“二十一条”要求后,次日遂要求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商议对策。面对属下接受和谈判两种意见,袁世凯选择了谈判的策略,安排外交部跟日本周旋,并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1915年2月2日,中日代表举行第一次交涉会议,列席人员中方代表为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是日置益公使、小幡参赞、高尾参赞。自2月2日至4月17日,共开正式谈判会议25次。期间,2月9日,中国提出修正案一次,4月24日,日本提出修正案一次。

    中方为抗衡日本施压,主要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是以拖待变。为逼迫中方尽早就范,日方要求加速谈判进程,尽早达成协议,以免列强干涉。中方则采取了拖延战术,通过拖延时间寻求变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袁世凯以陆征祥取代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利用陆征祥的老道与日方谈判。

    据顾维钧回忆,每次会谈时,陆征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征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

    二是以“夷”求变。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借助英美制衡日本,是袁世凯应对“二十一条”要求的另一招数。虽然日本在交涉伊始就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泄露谈判情况,“声言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但急于反制日本的袁世凯并未受此束缚,指示陆征祥、蔡廷干、顾维钧等人向美英等国使馆透露信息,但不讲具体内容,以免被日本抓住把柄。

    为向报界透露消息,中国政府费尽心机

    威廉·亨利·端纳是《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端纳在上海,财政部长周自齐给他发去一封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端纳火速回京后,周自齐建议他拜访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芮恩施已知道了日本对中国提出了新要求,但不知具体内容,芮恩施希望他弄清事实的真相。为此,端纳又找到周自齐,但周不敢说出“二十一条”的全文。端纳遂把他认为日本可能会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写下来,然后要周自齐在那些不对的地方用铅笔点一点,没有写到的提示一下。之后,端纳就拿着这张纸去拜访政府的其他要人,依此法逐一核实。据此,他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但报社要求“小心核实”,未予发表。

    端纳拜访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乔治·莫理循。他开门见山说为“二十一条”要求而来之后,莫理循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神情看着端纳,说“请原谅,我得去书房一会儿。”但这时莫理循把桌上的一堆文件整了整,端纳一直注视着,突然,莫理循的手在中间的文件里停了一会儿,随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办公室。

    端纳心领神会,立即向办公桌走去,翻到了莫理循作了暗示的文件,并迅速塞进大衣内袋。当天晚上他向《泰晤士报》拍发了电讯,2月12日该报刊登了题为“二十一条要求纲要”的文章。此后,北京的消息成了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世界震惊了。就这样,中国政府与日本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得到世界舆论支持。

    三是以“老”促变。谈判一经启动,袁世凯即派其政治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了解日本各方面对“二十一条”的态度,通过在日本政坛颇具影响的元老影响日本政府,以求得日方做出让步。

    日本政府在办理“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刻意防止元老干预,为此,元老山县有朋和井上馨“都发火了”。

    5月4日上午,日本政府议决发出最后通牒后,下午召开元老会议征求意见。对加藤的“独断专行”极为不满的元老拒不同意。山县有朋坚决反对说,如果是为了满洲问题出兵,还有可说的,为第五号问题出兵,坚决反对。他还提议加藤亲自到中国去说服袁世凯。元老发表意见后集体离席,让内阁独自承担决策的责任。面对压力,当夜,日本内阁再次召开会议,删除第五号,制成最后通牒,征得元老同意后,于7日递交中国。

    最后通牒致民众反日情绪至极点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5月9日午后6时前接受不含第五号要求的日本最终方案。称:“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议外,其它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它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号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四月二十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接到最后通牒后,5月8日午后袁世凯召集会议,研究对策。经过讨论后,袁世凯作结论性发言:“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曰:“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要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5月9日上午,外交部以电话通知日本使馆允诺《二十一条》,下午3时致送复书。这一天随后成为中国法定的“国耻日”。

    5月25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统称《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要求原案相比,日本通过《民四条约》攫取的利益有所减少,但除第五号之外,其他条文不过做了些许细微的技术修改,基本全盘接受,且留下第五号容后商议的尾巴。因此,《民四条约》仍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还在延续着清末以来丧权辱国的屈辱历史。

    5月14日,袁世凯曾密谕百官:“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中,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 日军攻占青岛后,中国舆论界还在盛行“青岛既陷落”,其“处置当俟欧战结束之日”,是“情理中事”的念头,皆因认为“日本既有归还中国已经租借于人之青岛之宣言,当无反占据中国未经租借于人之实事”,即对日本尚怀有一定幻想。知悉“二十一条”要求后,中国民众猛然意识到与日本之间存在严重的主权之争,中日矛盾开始激化,中国各界反日情绪高涨,引发了多阶层参与的民族抗争运动。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民众反日情绪达于极点,自杀抗议之事多有发生。(撰稿 杨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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